【大師名片】
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02.2.27～1968.12.20），出生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20世紀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196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代表作品有小說《人鼠之間》《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珍珠》《伊甸之東》《煩惱的冬天》等。他熟悉社會底層的人們，許多作品都以他們?yōu)橹魅斯?，表現(xiàn)了底層人的善良、質樸的品格，創(chuàng)造了“斯坦貝克式的英雄”形象。同時，他的小說藝術造詣很高，將寫實風格與幻想風格有機地結合起來，對后來美國文學，尤其是西部文學的發(fā)展起了重大的影響。
約翰·斯坦貝克的創(chuàng)作之路
□ 易文
“人類已被證明具有偉大的心靈和精神——面臨失敗的勇氣，勇敢無畏的精神，寬恕和仁愛之心。作為一名作家，必須宣揚和贊頌這些。我認為，一個作家如果不能熱忱地相信人類有自我提高的能力，就不會獻身于文學，也不能算是文學界的一員。”這是約翰·斯坦貝克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金時說的話。約翰·斯坦貝克的許多作品以美國的土地和人民為題材。他替窮苦人說話，為被壓迫者申辯。他的小說刻畫了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真實可信的人物形象，展現(xiàn)了他們生活時世的廣闊壯麗的圖景。
約翰·恩斯特·斯坦貝克于1902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小鎮(zhèn)薩利納斯。他的父親是個磨坊主，母親曾經(jīng)當過教師。在母親的熏陶下，小約翰有了對讀書的強烈愛好和對寫作的興趣。學生時期，他很早就讀了許多世界文學名著，還經(jīng)常給他中學的報紙寫文章。不過他的許多課余時間卻是在室外度過的，或在農(nóng)場干活，或在加州的山嶺谷地中漫游。這些地方后來就成為他的小說的背景。1920年，約翰畢業(yè)于薩利納斯中學，入加州斯坦福大學就學。由于生性好動，加之對自己的職業(yè)舉棋不定，他還長期離開學校到農(nóng)場、制糖廠和修路隊去干活。 最后在1925年，他沒有獲得學位就離開了斯坦福大學。年輕的斯坦貝克決意要當作家，并認為紐約市是自己起步之處，因而啟程東行。在紐約，他做過各種工作，包括在《紐約日報》當記者。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對記者這種職業(yè)感到失望和厭煩。于是，他返回加州，投身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去。
斯坦貝克的第一部小說《金杯》發(fā)表于1929年。這是一部描寫17世紀加勒比海海盜的歷史小說。這本書雖然不成功，但畢竟為他掙得一筆錢，足夠他1930年和卡羅爾·亨寧結婚的開銷。不久以后，他又寫了兩部小說。這兩部小說比起前一部來，更為遜色。不過，巧遇良機，其中名為《天堂牧場》的那一部為他的作家生涯奠定了根基。有一天，一位乘火車出門遠行的紐約出版商帕斯卡爾·科維西，偶然間買了本《天堂牧場》在火車上看。這本書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立即與這位年輕的作者取得聯(lián)系。他得知斯坦貝克還寫好了另一部小說，但是已經(jīng)有七家出版商拒絕給他出版，科維西便把小說要去看了。這部小說就是《煎餅坪》，1935年由科維西出版，這本書成為斯坦貝克第一部大獲成功的作品。1936年，他又發(fā)表了《勝負未決的戰(zhàn)斗》。這是一部描寫加州采果工人罷工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飽含著辛酸苦楚。
斯坦貝克最優(yōu)秀的小說之一《人與鼠》發(fā)表于1937年，寫的是兩個流離失所的農(nóng)業(yè)工人的故事。斯坦貝克開始動筆時寫的是劇本，但后來改變了主意，寫成了一部小說。大獲成功之后，他又把小說改編成劇本。斯坦貝克因《人與鼠》而獲得1937年紐約戲劇評論家獎金，被譽為“觸及了真正扎根于美國生活的主題”。這部小說使斯坦貝克的名字在美國家喻戶曉。
兩年后，斯坦貝克寫的又一本書《憤怒的葡萄》給他帶來國際聲譽。這是他的杰作，是一部飽含著憤怒的長篇小說，寫的是貧苦農(nóng)民從風沙迷漫的俄克拉何馬州平原流落到富庶的加利福尼亞州谷地的悲慘故事。1940年，《憤怒的葡萄》作為當年的最佳小說獲得普利策獎金。但是，對斯坦貝克個人來說，這部小說也帶來了成名之后的苦惱。他喜歡過簡樸安靜的生活，不喜歡參加文藝界聚會、應邀講話和親筆簽名。他覺得與農(nóng)民、采果工人和工廠工人這樣的普通百姓在一起最自在。
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斯坦貝克以《紐約先驅論壇報》戰(zhàn)地記者的身份去過英國、北非和意大利。 斯坦貝克戰(zhàn)后寫的第一部小說《罐頭工廠街》又是以他的故鄉(xiāng)加利福尼亞為背景。隨后，他于1947年發(fā)表了《不如意的公共汽車》。但是這兩本書都不大成功，于是斯坦貝克就把注意力轉到寫作電影劇本和戲劇方面去了。
其后，他在1951年發(fā)表了《伊甸園以東》。他自認為這是他一生寫得最好的一本書?！兑恋閳@以東》是一部長篇小說，寫的是在加州開拓新生活的兩家人在美國南北戰(zhàn)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經(jīng)歷。
在50年代，斯坦貝克繼續(xù)寫作。但是，評論家們認為他這一時期的大多數(shù)作品都不是上乘之作，有些人甚至說斯坦貝克大概已經(jīng)開始從作家生涯的頂峰走下坡路了。然而在1961年，斯坦貝克卻隨著《我們不滿的冬天》的發(fā)表而東山再起。在這部小說里，他描述了一個出身于新英格蘭世家的男子如何由于為安全問題提心吊膽而背棄了他的理想主義。這本書博得許多評論家的好評，尤其給瑞典文學院的評選委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這些評選委員在1962年給斯坦貝克頒發(fā)了諾貝爾文學獎金。同年，斯坦貝克發(fā)表了《同查利旅行》，描寫了他和愛犬在美國的游歷。這是迄今對美國最生動的描述之一。
1966年初，斯坦貝克作為紐約報紙《新聞日報》的戰(zhàn)地記者前往南越。
斯坦貝克返回美國后，繼續(xù)在家中寫作。但是，在1968年5月，他的身體開始垮下來。1968年12月21日，他因心臟病發(fā)作逝世，終年66歲。
【作品選介】
《憤怒的葡萄》
□ 博聞 輯
1937年秋，作者隨俄克拉何馬州的農(nóng)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亞。沿途見到他們處于絕境，感到非常震動：“有五千戶人家快餓死了，不光是挨餓，是快餓死了”，“問題非常尖銳”。這使他覺得他過去寫的書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寫農(nóng)民的悲劇，要為他們說話。這是他創(chuàng)作《憤怒的葡萄》的動機。這部小說以經(jīng)濟危機時期中部各州農(nóng)民破產(chǎn)、逃荒和斗爭為背景，描述了喬德一家十二口從俄克拉荷馬州向加利福尼亞州逃荒的艱難經(jīng)歷。他們將家中的一切變賣，換來一輛破舊的汽車，一家向西逃荒。年輕的諾亞和康尼半路上開了小差。到了加州，一切并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美好，等待他們的仍然是失業(yè)、饑餓和困苦。那里的農(nóng)場主利用剩余的勞動力壓低佃農(nóng)的工資，各地勢力敲詐勒索和迫害流浪的農(nóng)民。于是農(nóng)民憤怒了，他們團結起來，奮起抗爭。小說突出描寫這些破產(chǎn)農(nóng)民互助友愛的精神?；ゲ幌嘧R的難民只要走在同一條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語言，就可以從同樣困苦的人們中間得到支援和接濟。作者通過人物的口強調說：“你如果遇到困難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窮人去。除了窮人，誰也幫不了你的忙。”這種互相救助與奢侈的有產(chǎn)者扔出來的一點點布施有著本質的區(qū)別。
斯坦貝克筆下的農(nóng)民以切身的經(jīng)歷表現(xiàn)出階級覺悟的提高，體會到團結戰(zhàn)斗的重要。小說中凱西、喬德、喬德的母親三個人物形象顯示出農(nóng)民身上“閃著一股越來越強烈的怒火”。 牧師凱西隨喬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亞州。他在大批農(nóng)民破產(chǎn)、逃難的形勢下，思想發(fā)生變化。他口頭上雖說“人人都有罪”，心里卻感到這是一件連“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過、被捕入獄之后，懂得只有團結斗爭才能取得勝利。他成了一個罷工組織者，教育新老工人團結起來，警惕資本家的分化瓦解。凱西雖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傳的道理、表現(xiàn)出來的英勇的行為使許多人受到教育。喬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為不慎打死了人，蹲過監(jiān)獄。出獄之后隨家里人西遷，成了全家主要的勞動力。他性情耿直，見義勇為，敢于同欺壓人的現(xiàn)象進行斗爭。凱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個警察。他經(jīng)過幾次斗爭，總結出一條真理：“一個人并沒有自己的靈魂，只是大靈魂的一部分”。最后他走上凱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饑餓的人為了吃飯而斗爭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喬德的母親是家庭主婦，也是一家人的靈魂。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許多人發(fā)生動搖，她卻始終滿懷希望。她不僅照顧好家里人，而且從不拒絕別人的請求。她同意凱西隨一家人逃難，幫助比他們更饑餓的鄰居的孩子，表現(xiàn)出勞動婦女無私的高尚品質。這位勞動人民的母親不僅善于體諒別人，而且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她勸說喬德，不要單槍匹馬去對付警察，要參加集體行動。喬德打死警察、準備外逃時，她堅決支持他的行動。她認為，窮人的路“越走越寬”，因為“我們干的事情，都是為了朝前走”。斯坦貝克通過這三個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現(xiàn)了從“我”到“我們”的主題，反映美國一代破產(chǎn)農(nóng)民怎樣向工人階級轉化。
斯坦貝克深情地謳歌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表達了對和諧的人際關系的贊美。環(huán)境主義者提出：“要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首先必須爭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喬德的媽媽就是人與人和諧方面的光輝榜樣，即使自己家處于困境，她也隨時準備幫助別人，把寶貴的食品分給別人。她是這篇小說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終就是一位導師和女神。她沒有姓名，一直被稱做“媽”，這使她的母親形象更加完善。她細心關愛自己的孩子，也關心需要幫助的鄰里的孩子。她善待公公和婆婆，看到鄰居的孩子圍在飯鍋的周圍，她慷慨地把本來不足的食品均給孩子們。她說：“從來沒聽說過喬德家或是黑茲利茲家有過路人要借宿、要討點東西吃或是要搭我們的車的時候，拒絕過人家的要求。”當威爾遜怕因為自己錢少會連累喬德一家時，她說：“你們絕不會連累我們。彼此互相幫助，我們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亞了。”另一個必須關注的人物是羅莎夏。她接過了母愛的大旗，把愛心傳遞。她在許多方面發(fā)揮自己的作用，比如替媽媽照看生病的奶奶，她幫助奄奄一息的人，也幫助活著的人。盡管她有孕在身，還忙著做飯、洗衣、摘棉花，幫著掙錢養(yǎng)家。最為感人的是，羅莎夏忍受著孩子夭折的極大痛苦，用自己的乳汁去救一個素不相識的男人。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舉動。正如喬德媽在最后說的：“從前總是先照顧到自己一家人。現(xiàn)在不是這樣了。對誰都是一樣。日子過得越不順當，越要幫別人的忙。”作者還借人物之口說：“我想我們成了一體，我們也就神圣了，人類成了一體，人類也就神圣了。”人類中心主義不但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也導致人與人的對立。斯坦貝克筆下小人物之間的互相關愛、互相同情是對鼓吹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西方哲學的無情批判。
作者把聯(lián)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廣大農(nóng)民破產(chǎn)、流浪的不是個別的農(nóng)場主，不是警察，也不是個別政府官員，而是維護少數(shù)人剝削多數(shù)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正是這個制度給了大公司侵占、沒收個體農(nóng)民土地的權利。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聯(lián)邦政府多辦一些收容所，農(nóng)民的處境會得到根本的改善嗎？退一步講，即使這些收容所能容納上百萬破產(chǎn)的農(nóng)民，這也不是勞動人民應該容忍的生活條件。斯坦貝克目睹這些慘狀后，曾向政府提出給農(nóng)民“分配小塊田地”，“確定工資標準”和“不準鎮(zhèn)壓”等三項要求，但是資本主義農(nóng)業(yè)的現(xiàn)代化是以犧牲廣大個體農(nóng)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根本不講什么人道，所以，這些要求無法實現(xiàn)。如果書中描寫的那些農(nóng)民能夠各自占有“小塊田地”，他們又何苦流浪？他們破產(chǎn)了，流離失所，也就是說，勞動力過剩，超過市場的需要，這就不可能“確定工資標準”。斯坦貝克的本意無疑是善良的，真誠的，出自人道主義的同情，但他的解決辦法是調和的，妥協(xié)的。正如批評家彼得·里斯卡所說：“仔細讀來，《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產(chǎn)階級放規(guī)矩一些，聰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階級改變自己的狀況。”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貝克看來，“解決的辦法不是革命，而是愛和諒解。”在斯坦貝克的觀念中，人與人互不了解，難以溝通，生活有時甚至是無望的，但斯坦貝克始終保持著一點希望的火花，他相信人類最終還是能抵達樂土的。從小說最后一句話羅莎夏“漸漸合攏嘴唇，神秘地微笑了”這句話看出，作者認為只要普通人之間互相關照，生活是有希望的。這就是他的靈感的來源，也是他的作品的精神所在。他認為人類有面對失敗不氣餒、勇敢、憐憫和愛的能力，在與軟弱和絕望進行的漫長戰(zhàn)爭中，這些是希望所在。
西方文化的主要權力結構是一種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等級制度。在這一結構體系中，女性必須服從男性的利益，自然則必須屈服于機械化和文明社會的主宰。而生態(tài)女權主義正是結合了女權運動和生態(tài)運動的目標，挑戰(zhàn)一切統(tǒng)治關系，并致力于建構一種新的道德觀和社會結構。它的目標是改變權力結構本身。書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是為了凸顯大地的母性特征及其神性，斯坦貝克敏銳地觀察到，要想真正恢復對土地的敬畏，人類必須顛覆男權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核心觀念，即土地的他性特征。斯坦貝克相信，作為社會變革的新生力量，婦女將起到重要作用，給危機中的美國社會帶來生機。
“葡萄”一詞的含義可以在《圣經(jīng)》里找到?！妒ソ?jīng)》中“葡萄”一詞包含多層象征意義。其中之一，“葡萄”象征著主耶穌的子民?！缎录s·約翰福音》第15章“主是真葡萄樹”中，耶穌對民眾布道：“我是真葡萄樹，我父親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凈，使枝子結果子更多?，F(xiàn)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jīng)干凈了。你們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們里面……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耶穌把自己看成是一棵“真葡萄樹”，而跟隨他的苦難的民眾——他的子民，則是“葡萄樹”的“枝子”。斯坦貝克把《圣經(jīng)》中“葡萄”的這層含義用進他的小說《憤怒的葡萄》中，用“葡萄”來象征成千上萬受盡壓迫的勞苦大眾，真可謂是獨具匠心。
《憤怒的葡萄》是左翼文學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學是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主流。一般說，凡是反映了當時群眾斗爭的作品，都屬于左翼文學之列，包括黨員作家和像斯坦貝克那樣的非黨作家的作品。斯坦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經(jīng)歷描寫了經(jīng)濟危機期間廣大農(nóng)民的苦難和斗爭，代表了左翼文學一個重要的方面?！?/span>憤怒的葡萄》出版之后，引起美國各州統(tǒng)治集團的恐慌。許多州禁止小說發(fā)行；有的議員出來指責；俄克拉何馬州阻止電影公司去拍電影。有個人還發(fā)表了一部小說《快樂的葡萄》，說一戶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亞時生活很貧窮，后來銀行給他們貸款，農(nóng)場主歡迎他們，給他們土地，他們經(jīng)過辛勤勞動，變得富裕起來。據(jù)說這是為了“揭穿”斯坦貝克的“謊言”。事實究竟怎樣呢？據(jù)到那里去拍電影的人說，流浪農(nóng)業(yè)工人的苦難遠遠超過斯坦貝克的描寫。所以，《憤怒的葡萄》的內(nèi)容是真實可信的，它的積極影響并不因為抵制、禁讀、誣蔑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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